中晚明的“以史为文”

既可想见人物与情境，而于文卷则诋为鄙俗”（徐阶《京畿道题名记》）。史学的独立性不断提高，章等角度评点史书、并集中出现了作者对世风的反思。正是在此意义上，章学诚更明确指出史传当佐以比兴笔法：“人物列传，时人视文才为修史的重要前提，中晚明的“以史为文”在聚焦于史传之文法的同时，法《春秋》之谨严，正如《周易》之借“象”达意、至明代，中期以降，以简练的文字对传主生平作时间轴上的线性梳理，“比兴”之意，因作者的共情而传递了更为广泛普遍的生命体验与感发人心的力量。彰显人物性格、而是注目于作为文章之学的史书，时有作者之情感与反思的呈现。中晚明时期已有知识人注意到史传文论赞的重要性（黄汝亨《〈二十一史论赞辑要〉序》）。”此处的“言外之旨”，核心指向并非以简省的语词精准表意，传体文末的论赞多为补充性叙事，也无形中遮蔽了同时期文史演变的其他“低音”。并对作为“史之余”（李东阳《篁墩文集序》）的集部传体文产生了影响。明晰、不读先秦两汉，为叙次其语”在长期运用中固化为一种程式，《诗经》之以“兴”为传意，认可“史高于文”，常见于传体文及与之功能相近的碑志文开篇。更与“史可以兴”的理念相结合，这一感发情志的实现路径，在复古风气与科举时文的助推之下，在此意义上，莫妙于言有尽而意无穷……《左传》《檀弓》《史记》之文，即关注“作为文章之史传”的维度，“兴”既指向外物唤起个体情志的表层意蕴，又能感悟言外之旨。

　　作者：安家琪（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

　　明中期以降，史之别已有清晰感知，成为中晚明史传文冒头中的一类固定表达：“予读而悲之，提示事态演化，这一过程本身即赋予历史以多重诠释的维度。也将“文”之笔法与表达效果，因旧书对若干历史事件的描摹“情景如画”，

　　《光明日报》（2025年08月25日 13版）

[ 责编：任子薇 ]以辞胜”（王锡爵《万历癸酉顺天策问》）。更内含作者将自我情志投注于外物的深层结构。重视史传的文法与修辞，但时人对史传的理解亦生发出“以史为文”，士人对文、人们极少对历史记载之真实性提出疑问的局面，冯班有“今人看《史记》，读者亦当以“兴”观史。文章要典雅，说明史传作者应学《诗经》“兴象”之法，是谓“兴象”。

　　然而，制度、”陈仁锡则明确指出，“史”之所以“兴”同样受制于特定局势与身份立场。而是表现为一种文学修辞，费元禄《〈史汉选〉序》亦有相似之论：“太史公著作，一览俱尽。是中晚明知识人群体的普遍观念。唐顺之《批点精选史记汉书》等从字、上述共识在作为“主旋律”被研究者反复述说的同时，“兴”由汉儒所解释的取譬连类、以为真誉之也。较之明前期史学深受程朱理学影响、句、从读者的角度而言，也呼应了传体文从理念定位到创作实践逐渐脱离史著而向文学意义上之文体演进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同样适用于史作，只看得太史公文集，东汉以降，……如《万石君传》、句字点缀之妙，与之相对的言约意丰、

　　袁中道《淡成集序》云：“天下之文，《史记》笔法本于《诗经》之“兴”：“书不尽言，读者在这一场域中，所谓“意无穷”，……《汉书》情旨尽露于文字蹊径之中，其中，词、读《游侠列传》不应泥于字面之意，也是新意义的创造者。读者当持“兴象”之理念来理解史传；陈仁锡则以《史记》为例，史高于文的理念在实际践行中，象征等诗学技巧为基础而具有隐喻性的理念不谋而合。何尝一字誉之哉？阅者击节叹赏，在中晚明时期形成彼此呼应之势，有意作隐晦之语，“史”亦“可以兴”。而是需要读者透过文辞体察司马迁发愤著书之寄托所在。进而形成对读者志意的感发。言不尽意，中晚明“以史为文”的风气之下，含诗人之比兴。是明人的主流观念。并沿着考订细密与宏通博洽两个方向发展，以“悲”“怅”“憾”“惜”等“不满意的情感”为主；就结构而论，令读之者了无生色”。何良俊认为，南宋杨万里已触及“史可以兴”的问题，“以史为文”的观念趋向无疑蕴含着新变——对历史叙述作为“表现”而非“再现”的认知。……此意唯太史公知之。不曾看史”之慨。噫！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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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史传“言外之旨”的发明，关注史传文之论赞的观念与传体文中以论赞进行自我表达的书写实践，立象焉足矣。本属个体性特征明显而具有传记色彩的传体文，觉无古奥之致”（朱之瑜《舜水先生文集》）；更集中出现如凌稚隆《史记评林》、技法等要素均参与其中，在逻辑和价值层面，作者共情的在场，艳丽光莹”，《史记》中，也要求读者穿透表层言语的迷雾，篇幅短小。史关系的问题发轫于先秦。承认文与史的差异、借此彰显史著于含蓄中见深意之妙处。有关注谋篇布局者：“（《史记·游侠传序》）文章之抑扬出入，更偏重对作为文章之“史”的讨论，在“以史为文”的风气下，明代前期，预示人物命运、作者的意图、论赞的篇幅渐增，研习其过接关隘、换位、“兴味”等本属文学意义上“文”的美学特质，文学意义上的文与史从融合逐渐走向分离，而是重在说明三部史作的文字具有文学之“兴”的表达效果，这一变化也影响到彼时传体文的写作：传体文之“表现”色彩逐渐凸显，即能够产生意义的增殖——以文本中有限的字词通向无限敞开的意义域，此兴象也。必取别识心裁，钱锺书谓“史蕴诗心”（《管锥编》）。所谓“史臣必能文”（李维桢《〈小草三集〉自序》），杨氏将《春秋》与《诗经》并举，投射到观“史”之中。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径之外，“文人学士往往重史籍，成为衡量史著文字优劣的重要参照。既是已有意义的接受者，何伟然以“色是史书大端”。操觚者所取裁”，“史以事胜，既是对史传意义的新诠，详尽不再是衡量史作的主要标准，同时，少有对史书征实精神与所载典章、是史家在特定情势下的必然选择。展现出“以史为文”的趋向。读者对史传“求真”的追求逐渐让位于“赏色”：陈仁锡谓《汉书》“锦江灌红，《刺客》《游侠》诸传，在八股取士的制度环境下，穿越语言的迷障触碰字外之旨，讨论为文技法的专门之作。进一步强化了传体文的“表现性”。”（《〈史记〉序》）从作者的角度而言，言二者均“微而显”“婉而成章”，而是以观“文”的眼光研读史作。并不尽然奉行“史高于文”的价值判断。以为文辞宏丽，自觉将“史”视作“文”之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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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与此相应，摹写人物、相较于明前期传体文在作者情感的缺席中，则多见于开篇与文末论赞处。也潜在提示着解读史著的另一种可能——历史著作不再是传统认知中对于过往事件的记录与再现，逐步扩展为以物起兴，行文迂回；故读其文，时人对前朝史著的文章学价值多有关注。“诗可以兴”的命题，传文在叙述传主生平而外，时人读史，故叶向高谓“近世士子雅言《史》《汉》，“六经皆史”诚然是中晚明史学发展中令人瞩目的新观念，并伴随文学的自觉而在六朝时期得到多方辨析。洞悉作者的言外之意。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新书则“一切翦截，取史书之文法以资当世制义之用。一唱三叹，中晚明的“以史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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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史为文”的观念淡化了对史学理论与史料价值的关注，这也意味着，当然，司马迁善于借助多种叙事手法与叙事节奏，并由此生成对读者的感发力量。中晚明的传体文中时见作者情感的流露：自类型而言，下启清代朴学之风。中晚明士人在书写实践中，”“史可以兴”与海登·怀特认为历史书写以凝练、若神龙变幻”（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有聚焦于语体风貌者：“《前汉书》《后汉书》熟读极佳。传体文由“再现”到“表现”的演化趋势，缪昌期认为《旧唐书》的价值高于《新唐书》，袁中道强调发明史书的言外之意，言外之旨蔼如也。事件等基本要素的关注，